导读

推荐阅读： 新榜网最新商业评选：08年度北京地区商业银行个人客户满意度排名　
榜单搜索：

名人和书的故事

新榜网 　  2008-10-15 9:26:05　   发布网友：我怎能离开你     访问量：123     字体：【大 中 小】

选择您喜欢的阅读模式：    [翻页阅读模式]      [条目阅读模式]      [全篇阅读模式]

简介：

他们清楚，读书、写书不过是因为他们爱书。与其说以书为业，不如说选择了读书为自己最理想、最快乐的生活方式。不管世事怎样多变，人心怎样浮躁，只要一册在手，他们就无比宁静、无比安祥，仿佛拥有整个世界。他们视自己为凡人，凡人却视他们为怪物；他们没钱，却好象十分富有；他们无力，却好象非常强大。世人凭小聪明讥..[浏览全文]
NO.1　张岱年
我和书的故事
张岱年
我喜书，喜读书、买书，更喜著书。青少年时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读书，地近琉璃厂，下课后常和同学到琉璃厂旧书铺浏览。那时，琉
璃厂旧书店很多，每个书店都陈列了很多古书，可惜我没有钱，无力购买高
价的书。当时宣武门内路西头发胡同有一个小市，小市中也有几家书铺。我
路过宣武门，常到小市旧书铺看看。我喜读《庄子》，也喜读宣颖的《南华
经解》。当时家里有一部清初刻本的《南华经解》，比较破旧。在小市书铺
中见到一部精刻本的《南华经解》，惜乎无力购买。（直到30 年代，买到一
部精刻大字本的《南华经解》，珍藏至今。）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小市书铺中
遇到一部《庄子》，题“郭象评、向秀注”，是一部木刻本，不知是何人伪
作。也因无钱没有买下。后来再也不见了。
30 年代，我在大学任课，稍有闲钱买书。留心购求《张子正蒙》的各种
版本，买到高攀龙的《正蒙释》、刘玑的《正蒙会稿》，都是明刻本。又买
到《张子全书》的几种不同版本。当时许多收藏家都注意搜求诗词小说一类
书，对于理学书很少有人注意。我则主要购买哲学书籍。 50 年代初，我请
琉璃厂书铺的魏广洲同志寻找明代哲学家王廷相的《家藏集》，他为我找到
了，共六函，印刷装帧都精美。据闻北京的《王氏家藏集》只有两部，一部
存科学院图书馆，一部由我购藏了。后来友人王孝鱼同志受中华书局委托标
点《王廷相集》，即借阅我所藏的进行校勘。老魏同志又为我买到一部明版
《李太白集》，亦甚为精美。我还在琉璃厂买到清代中期谢刻本的《荀子》，
嘉庆年间吴鼒重刻宋乾道本《韩非子》，都十分精美，令人看起来怡心悦目。
我看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知道宋元刻本的精美，惜乎无力购求，只能
到图书馆善本室参观了。
我所见到的明刻本及清代乾嘉时期的精刻本，都十分精美，实乃一种价
值很高的艺术品，是文化瑰宝。惜乎只能买到二三部，现在更是难以再遇了。
40 年代至50 年代初，北京饭店楼下有一个法文书后，卖外文新书。当
时我也常到法文书店，买过一些英文哲学书，十分方便。后来这个法文图书
后因故被封闭了。50 年代后期，很难买到外文书籍了。现在看来，从文化交
流来说，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买书不易，存书亦难。40 年代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有时住房也很小，
后来迁到新林院，有一间很大的书房，颇为方便。1952 年迁到北京大学中关
园住宅，建筑面积75 平方米，居住面积不过30 多平方米，比较窄小。当时
购书不多，勉强够用。在“文革”期间，学校让75 平方米的房屋两家改为3
家，每家建筑面积50 平方米，书籍就放不下了。后来哲学系文革小组还嫌我
们住房太大，命令我从50 平方米迁移到二公寓的一间半的小屋，书籍更无法
存放了。迁移时我只好卖出了4 辆平板三轮车的书，但存书仍然嫌多，只好
堆积在半间屋中。当时也不允许多读书，“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正在流
行，哪个还敢看“封、资、修”的书籍呢？其后逐渐落实政策，我的住房由
一间半改为两间，1978 年又由两间改为名义上的三室一厅，实际是二间半和
一间小厅。书籍勉强存放，找起来非常困难，又兼年老体 衰，无力多买书了。
偶而到琉璃厂旧书店游览，难免望书兴叹。因为没有放书的空间，也就轻易
不买书。有时想起清末学者孙治让、现代史家陈垣先生都有几间大书房，不
无羡慕之意。明知其不可求，也就安于陋室了。现在年过八旬，有时取出明
刻及清代精刊，观览一番，也就很满足了。
清代思想家颜元（习斋）讥讽宋明理学家，说宋明儒者只会“读、讲、
著”，意在对于书呆子痛下针砭。其实理学家除了“读、讲、著”之外，也
还在考察、思索。如周敦颐、程颢以及朱嘉、陆九渊，也都长于吏事。我的
一生似乎是在“读、讲、著”中渡过，其实我是力求贯彻“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写了一些书，幸而都能问世。4D 岁前所写的
哲学论稿，题为《真与善的探索》，1988 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 30
岁前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近年来也一再重印。前后出版了十几种书，
实可庆幸。“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还想继续写。虽然无力买更多的书
了，但是对于书的感情还是一如往昔。
希望出版界多出新书、好书、在印刷上超过乾嘉时代精刻本的书。
NO.2　牧惠
书缘
牧惠
一、借书
“书非借不能读也”，这是袁牧的一句经验之谈。
一般来说，借来的书，迟早总得还人，“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见之
矣”，所以，借来的书总是挤时间抢先读完。相反，自己花钱买来的书，插
进书橱之后，心想早晚总有机会，往往放了很久都不曾读。就像长期住在一
个城市的人，总是不如偶然路过的人那样玩遍当地的名胜古迹，及至调动工
作了，才突然想起竟有好几处该去的地方未曾去过。
我八九岁开始读课外书，大半是小说，而且是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廉价
剑侠小说和扫叶山房出版的石印本《济公传》之类神怪传奇。穷小子没钱买
书，都是求人情从同学那里借来的，除了必须保证按时还书之外，还得干些
譬如替书主人写几张大字应付老师之类“义务劳动”以作补偿。姐姐也迷这
些书，为了赶时间，我们常因为耽误正事而挨母亲训斥。有一天，路过基督
教福音堂，见旁边那间不足十平方的小屋新挂上了文化站之类的招牌，好奇
地进去看看。屋里有几份报纸和大约二尺来长的一排书。高兴极了，马上逐
本地翻看究竟有哪些可读的书。居然有一本小册子是史沫特莱的《毛泽东自
传》，那惊喜不啻于哥伦布在航船上发现前面竟是一块陆地。
这里得解释一下。少年时代，我在广西一个小镇度过。那时的广西，在
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统治下。不管真也好，假也好，他们比较开明，所
以才能让街道文化站居然有一本宣传共产党大人物的书。那时，我当然不懂
得共产党同国民党孰优孰劣，但是，蒋介石、毛泽东这些“猛人”的名字我
从老师那里听到过。出于好奇，我坐在条凳上读完这本小册子，头一次接触
了另外一个新世界。
再过几年，考上中学。这间开办了将近20 年的县立中学藏书相当丰富，
不仅有鲁迅、巴金、茅盾、邹韬奋，而且还有马克思、托洛斯基、布哈林，
让人大开眼界。从此，我向剑侠小说“拜拜”。初中一年级我特别喜欢邹韬
奋的《萍踪寄语》；接着就是巴金的《家》、《春》、《秋》；经过老师讲
解，我又喜欢上鲁迅和茅盾。按物质生活说，我们（特别像我这样的幼年丧
父，全靠母亲做手工养活的穷孩子）比现在的少年苦多了；但是，那时的老
师并不必为什么“升学率”伤脑筋。他们上课前认真准备，自修课时绝不让
我们松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的自由天地，喜欢看什么课外书就看什么课
外书。寒暑假的作业不算多，除了帮母亲干活和按规定做完作业外，还可以
读不少课外书。特别是上了高中之后，图书馆的老师对我们格外优待，每次
借书不限一本，假期也同样开放。马克思、布哈林的书，本来放在禁书那格，
我们也蒙恩准借回去囫囵吞枣地读过。布哈林四本一套的《唯物史观》，我
们委实读不懂，硬着头皮一页一页地啃，另有一番情趣。假如这些书是我的，
放在书柜里，我肯定不会读它。——当然，既然读不懂，根本不应该好高鹜
远去硬读，这里只是想说“书非借不能读也”的一种乐趣。在这种乐趣中游
泳书海更是得益匪浅。
离开母校将近半个世纪了。对母校的图书带给我的恩泽，始终念念不忘。
前年听说，在“文革”中，这些“封、资、修”都在“革命”声中变成纸浆，
心里对这种煮鹤焚琴的罪孽难过了好些天。
二、书劫
想读书，不能全借，总得买书。于是，除了读书乐之外，还有藏书乐，
接着又必有失书苦。
读中学时是穷学生，解决生计已经难上加难，虽然仍然千方百计地凑钱
买书，老师和报社的编辑（我向他们投稿）也送些，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
存书也就是那么一小摞。考进广州中山大学后，情况有了改变。我是公费生，
吃饭不必操心。投稿的命中率也高了，于是，我每月总有一个星期天进城，
头一件事情是去报社取稿费，然后直奔文德路旧书店，一间一间地浏览。这
些旧书店存书相当丰富。不知什么缘故，刚在新书店出现才几天的书，这里
就可以用六七折的价钱买到。30 年代的书，有的是，也不贵。一般的线装书
我们也买得起。于是，当1948 年夏天奉命撤退去香港报到时，我已经有一木
箱图书了。这些书带不走，也不好托人带回家里。我把它们同别的行李全寄
放在一位同学那里。
从香港进了游击区后，没书可看简直是一大苦恼。幸好那时在香港有一
位同学，因腿脚不便而无法入游击区。临走时，我把几篇稿子放在她那里。
她把我写的两篇小说和一篇翻译的童话送去发表了，得了一笔稿费。在彼时
彼地，这可是一笔可派多种用场的财富。我要求她把其中一部分买书给我。
后来，在一个交通站里发现一大堆过往行人留下的各种书籍，大喜，尽力而
背地取走了一些。书多了，行动不便，我把它和一些冬天的衣服寄存在古合
江村契娘家里。
人要倒楣起来，真是毫无办法。不久，契娘家失窃了，我存在那里的一
藤箱东西无影无踪，两件毛衣是母亲给我织的最值钱的财产，对小偷确实有
用，也还罢了；书，以及发表了我的作品的杂志报纸，对他有什么用呢？真
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时我还不晓得，也是这个时候，特务到中山大学
进行了一次大洗劫，我寄存在同学那里的全部行李也遭了难。
解放后，从零开始，既买丢失了的，也买新出版的。10 年功夫，居然又
堆满了4 个大书架。1961 年调动工作大搬家，忍痛卖掉一批。那时候，广州
文德路旧书店仍不少，很有识货的人。他们上门收购，有的按原价收，有的
打折扣收；有的当废纸卖，居然卖得百余元。这些书，大都是重复或用不着
的，卖掉并不可惜。唯一的错误是，我买回一套新版的《静静的顿河》后，
把解放前出版的那套卖掉了。后来发现，新版根本不如旧版，是奉命作过删
改的。为这件事，我没少后悔。
调到北京后，逛书店更积极了。几年功夫，又是满满的几大书橱。文化
大革命一来，这些书都成了“封、资、修”、“大毒草”。大字报一贴，我
的“罪状”一公布，老担心哪一天突然来查抄。还好，所在单位比较文明，
除了个别人，大部分“牛鬼蛇神”的家恩准免抄。后来全家扫地出门去干校，
当然得论斤论两地卖掉一大批书。十分走运的是，蒙某大人物发话，我们仍
得以带走心爱的书。我这位“牛鬼”也居然弄走十几箱书，其中包括心爱的
“封、资、修”。除了运输途中遗失一箱历史书外，全部安全到达，实在是
不幸中之大幸。
我们一家家被分别安置在农民家里。我分得的是一位自称曾当过治保主
任的农民3 间厢房。开始，我们劳动任务很重，军代表还不时地偷偷地从窗
外观察屋里的动静，因此，除了4 卷宝书外，其余的书都原封不动地捆在箱
里。时间长了，到底是积习难返，加上孩子也很需要听故事，我悄悄地打开
装中外文学名著的那箱书，把《水浒》和巴尔扎克、果戈理的书拿了些出来，
在稀有的节假日中阅读解闷。这一下可糟了，原来我这位房东是出名的三只
手。他趁我们全家不在的时候，撬门而入，毫不客气地偷走一大批书，其中
包括1 套4 本石印的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我又惊又怕，不敢声张，苦苦
哀求他还书。结果，《金瓶梅》只还了3 本，真余的也还了一些，声称全部
就是这些。我也不敢再追，自认倒楣，赶紧搬家。直到现在，那套四缺一的
《金瓶梅》仍躺在书橱里，作为我遭劫的见证。
至于零七八碎被人刘备借荆州弄走的好书，如今想起仍耿耿于怀的，也
有不少。太琐碎，不说它了。这种人，让人讨厌，却又无法摆脱。我相信不
少读书人都有类似的苦恼。
三、图书馆
读中山大学时，我曾选修著名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教授的图书馆学。杜
先生讲课方式很特别。因为选修的才十几人，而且多是师范学院的小姐，杜
先生往往让我们到市里他府上听课，师母赐以一杯咖啡和一块点心。更让我
神往的是，杜先生身兼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课间常带我们到不对外开放的
书库参观某些奇书。我仍记得的，有一叠上面批有“知道了。钦此”御笔的
黄色奏疏，一位英国人研究《诗经》的笔记本。这位英国人把木刻本《诗经》
每句一页地贴在略短于八开的中国旧式帐本左上角，其余地方全是英文，或
注汉音，或作解释。这种治学态度，十分令人神往。
中文系学主为什么却选修图书馆学呢？这里头有我的打算：毕业后自谋
职业。我的第一志愿是留校当助教，然后攻学术，其次不到报社当记者，狡
兔第三窟就是图书馆。我想得很天真：“近官得力，近厨得食”，座镇图书
馆，满可饱餐天下奇书。后来这三条路都没走成。但是，我一直对图书馆有
深厚的感情。我觉得那里是最温暖、最养人的所在，有如母亲丰满的乳房之
于婴儿。
曾记得，离开那五分钟便可走完的小镇来到花花世界广州，十几位来考
大学的同学租住在豪贤路一间不到20 平方的房里。人挤人，兴趣各异，我哪
能找得着一块坐下来看书写字的地方？终于发现，文德路中山图书馆是理想
的乐园。每天早上，同一位同学在街边买一块廉价的蒸番薯，边咬边往文德
路走。在图书馆门口领一块小竹牌，经过一个庭院，就是阅览室和借书处。
人不多。可以自由自在地翻看报纸、杂志，查一查投去的稿子有没有发
表；还可以凭小竹牌向管理员借书阅读和做笔记、写文章。为了方便，我下
狠心不惜“重贸”买回来一支关勒铭自来水笔。今天的年轻人一定以为我在
危言耸听，他们哪能知道，在彼时彼地，对于一位穷学生来说，别说美国的
派克，上海的关勒铭就已经够奢侈了。 1947 年夏，这支笔被扒手偷去。在
这以前，我的一些文章，就是用这支笔在中山图书馆男写出来的。
发榜后，我不再无家可归，在中山大学有了自己的床和小书桌。文学院
图书馆仍然是我留连忘返的所在。我从书架的这头走到那头，几乎逐本逐本
地翻查，从中找到我需要的参考书，写出一篇篇可以卖钱买书的文字。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没有图书馆几乎等于鱼儿缺乏水。
同样，仅仅靠自己的藏书，司马迁写不成《史记》，马克思写不成《资
本论》，爱迪生、牛顿、达尔文不可能成为科学家。
大概是杜先生讲课时给我留下的记忆吧？图书馆原先只对司马迁这样的
官吏开放，老百姓是不得问津的。老子曾经当过周朝的“守藏宝之史”即国
立图书馆馆长，管着“百国宝书”，因此，后来成了圣人的孔子也得向他求
教。汉代的王充，家穷得无钱买书，又进不了图书馆，只好跑到书店揩油。
他的记忆力惊人的好，用这种手段掌握大量知识，写出《论衡》。另外一个
途径就是到亲戚家苦读了。宋代有一位杨玠，同藏书万卷的崔家女儿结婚后，
经常去丈人家看书，还开玩笑说：“崔家的书给人偷光了，他们都不晓得。”
崔家赶紧检查，书并没丢，杨玠拍着肚子说：“书已经藏在这里了！”时势
造英雄，似乎古人的记忆力因此被培养得特别好，被称为“行秘书”即活图
书馆或“破败书橱”的人有好几位。可惜，我们的这种功能，被近代开办得
越来越多的对平民开放的图书馆惯得蜕化掉了。
但是，最近我却收到母校一位爱好文学的中学生来信诉苦，说：“我很
喜欢读书，特别喜欢读中外古典文学名著，但是，我没法找到！我真羡慕你
读中学时能那么走运，读到那么多好书。”读到这里，我心中为之一沉。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的书，包括国家图书馆和私人的藏书，总共被焚毁
过多少次，这恐怕是很难弄清的一笔糊涂帐。秦始皇焚了一次，王莽上台下
台时焚过一次，汉末战乱中又散失焚毁过一次，南北朝焚过不止一次，安史
之乱又遭劫一次，黄巢造反又毁一次，靖康之乱又是一次⋯⋯可以这样说，
农民起义时，往往把烧书当成“革命行动”；皇帝垮台时，又绝望得“反革
命”地烧它一次。邓买《国粹丛书·跋》说，“书自秦火以后，大厄凡十有
一，而乾隆之时最后最烈。”如此算来，六十年代发生的“破四旧”，应当
属第十二大厄了吧？那位中学生借不到书，重要原因是我这间民国初年开办
的母校近十万册藏书，由于它们使人越读越蠢的滔天罪行被焚毁一空了。它
当然不是当时唯一被焚的图书馆，甚至根本不够格排上队。想当年，光是北
京，国子监里堆满了从“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那里抄来的各种图书，
废品收购站堆满了8 分钱一斤的线装书和精装书，还有害怕被当成罪证而在
夜间悄悄扔到北海湖底的成麻袋、成麻袋用外汇从国外买回来的珍贵书
刊⋯⋯多少孤本秘笈从此永远迷失！噩梦醒来后，许多人的头一件事是索取
或买回在动乱中被抄被焚的书籍。1977 年春天，我路过广州东山新华书店，
那儿排着长得拐弯的队伍，为的是买到一本重印的托尔斯泰《复活》！可是，
对于教育经费奇缺，教室已变成危楼的学校来说，买回那十万册书无疑比上
天揽月更难百倍。这里有几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湖南省近几年有12 个县级图
书馆未曾购进过一本书；新宁县图书馆去年只订了一份《湖南广播电视报》。
浙江杭州市辖六区七县150 万少年儿童，摊到的读物是各县人均半册，城区
人均不足4 册。甘肃每个中学生每年只能摊到4 册书，小学生则不到半册。
去年我到山东、安徽几个区乡文化站看过，不少文化站除了发工资，再也没
有能力采购一册书。一方面是废品收购站仍然成吨地收回根本没人看过的崭
新的书本——由公款买来按人头分发的“讲座”、“学习材料”，一方面给
少年儿童提供读物的图书馆经费奇缺，这个矛盾十分发人深思！
不知道是不是同图书越来越金贵、越稀罕有关，一些图书馆也在悄悄地
改变它们的职能，似乎它们的首要职责是藏而不是借了。借书，特别是向大
图书馆借书，往往成了使人生畏的“捣乱行动”。啊，多让人怀念的中山图
书馆！多让人怀念的小竹牌！什么时候，那些门禁越来越森严、手续越来越
繁难的图书馆来它个“城门大开”，让书迷们大饱眼福呢？
书只能使人聪明。读书越多越蠢的人毕竟只是个别，没有书读的人聪明
不起来则是绝对真理。
四、书害
从1964 年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开始，毛泽东不止一次反对让青少年多读
书，并举出许多例证加以说明：历来的状元，出息的没几个。明朝皇帝搞得
最好的明太祖、明成祖，一个是文盲，一个是半文盲；万历、嘉靖读了很多
书，成了知识分子，皇帝就做不好。梁武帝能说会写，困死台城。宋徽宗能
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相反，外国的作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书，
科学家富兰克林卖报出身，发明家瓦特是工人，中国的李时珍、祖冲之、孔
子都没读过大学，有的只不过小学程度。百分之九十不识字的人民解放军打
败蒋介石的陆军大学毕业生⋯⋯因此得出结论，“书读得越多越蠢”，“读
多了害死人”。到了“文革”，这番话发展成“知识越多越反动”。停课闹
革命，白卷逞英雄。老九变老鼠，人人喊打。端的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
书低”了。这种读书有害无用论，经拨乱反正后有所改进，但是，思想一经
搞乱，要彻底纠正过来，也并不那么容易。
何况，毋庸讳言，确有读书破万卷却愚蠢到家的呆子。
女研究生起码读书十六七年了，却受骗于一个乡村小姑娘，让人卖到农
村去当媳妇。要不是此事登了报，谁都会认定纯属无踪无影的恶毒谣言。前
些时又有一新闻说，一位学习成绩数一数二的中学生，见用煤气热水器洗澡
的母亲因煤气中毒而晕倒，不懂得马上找邻居帮忙，也不会打电话叫救护车，
而是大门一锁，坐一个多小时公共汽车找在出版社当主任编辑的爸爸。爸爸
不在，他仍缄口不言妈妈晕倒事。而这位爸爸呢，偶然提前回家，见妻子晕
倒，懂得打电话到妻子工作的医院叫救护车，救护年来了，找不到他家；他
却直坐在家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从没想到把妻子抱下楼来叫出租车去医院。
嘲笑当教师的不会垒鸡窝纯属故意找岔，而这位研究生和父子俩的缺乏生活
能力，实在够上“蠢”字了。
这类蠢人蠢事，毕竟个别。较多的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死
教条主义者。他们“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照古书记下的片言只语死套。
董仲舒以经义折狱可为一例：“甲无子，于道见弃儿乙，养以为子。及长，
乙杀人有罪，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之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
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
甲当匿乙，乙当坐。”就因为经典著作有过“父为子隐”这句话，藏匿杀人
犯可被判无罪。董仲舒以经义折狱的怪判，随手可以抄出一大堆，可他却被
称为这方面的权威！按照这种理论和同它相配合的八股科举制度，确实培养
出一批批唯书是问的“章句小儒”，“万卷经书，满腹文词，不能发一策，
弯一天，甘心败北，肝脑涂地，而宗庙墟，而生民■矣。抄捡大观园时潜心
诵读《太上感应篇》的迎春，就是活宝一名。
王充是反对唯书的，他在《论衡》中指出，“圣贤之言，上下多相违，
前后多相失，世之学者，不能知也”。这就是说，即使是圣贤之言，也得具
体分析，不能硬搬。黄宗羲曾经指出，《礼经》是诲淫之书。乍一看，离经
叛道到这个程度，还得了？其实此说未必无理。被吹捧为“经国家、利社稷”，
“决嫌疑、明是非”的经典著作《礼经》，给天子规定的大小老婆总数是121
人。按郑玄的注解，她们的值班次数是：“女御81 人，当九夕；世妃27 人，
当三夕，九嫔9 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所谓“当一
夕”，据考证说，即天子一个月内同她做爱一次。如果此说属实，一位天子
一个月就得同大小老婆做爱达800 多次。比西门庆还西门庆，说它海淫错在
哪里？在这种经典著作面前，教条主义只好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为了解嘲，也为了安慰这种确实书越读得多越蠢的书呆子，《聊斋》有
一篇《书痴》。宋真宗有《劝学篇》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
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本来是一种大而化之、读书可以升官、发财、娶娇妻美妾之类的空头支票，
殊不知硬有一位郎玉柱坚信不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苦读结果，果然从
《汉书》第八卷中走下一位叫颜如玉约美女同他同居，并教（此人呆得这件
事还得教）他与她生下一个儿子。蒲松龄说这位女人是妖怪，其实谁也知道
他在胡编。不管你如何死读，从书里绝不会走出颜女士来。
但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偏偏这时，我读到一则证明书中果有黄金屋的
奇人奇事：意大利一个名叫保罗·拉柯斯特的大专学生，自幼丧父，家贫无
力供他完成自己的学业。他拿着一封介绍信去罗马佛奇康图书馆找馆长，想
求他找一份暑期工帮补学费。刚巧馆长外出不在，他只好耐心等待。会客室
毗连的便是参考图书室，里面存放着各种书籍。保罗信步在书架中间，浏览
着书的标题。其中一本皮革封面精装书引起了保罗的兴趣。这是本《动物学》，
当他读到最尾一页时，发现一行用红墨水写下的小字，告知他到罗马一间继
承法院，请求取出M475 号文件。在好奇心驱使下，保罗按指示办事。原来此
书的作者鉴于无人肯欣赏他的杰作，于是把著作全部烧毁，唯一留下一本赠
送佛奇康图书馆，并把他的全部财产赠予他的第一个读者。保罗因而一蹴成
为拥有400 万里拉财产的富翁。这件真人真事，直可与《聊斋》《收痴》比
美；但是，谁如果读了这则新闻后赶紧跑到图书馆去一本本、一页页地翻书，
他肯定不是呆子就是疯子。
由此可见，确有书越读得多越蠢的。此说与知识就是力量并不绝对矛盾。
之所以蠢，不是由于读书，而是不懂得怎样读。这，也许才是毛泽东的本意。
至于什么叫做“懂”，又有种种不同。毛泽东无疑是懂得读书的。
五、“侍读”
解放初期，像我这样既读过大学、又在游击区里干过几年的人不多，甚
至可以说属于“个别”之列。因此，尽管我读的是中文系，有兴趣的是中外
古典文学名著，调到地委宣传部后，却被分配到理论宣传科，兼任地委（后
来与另一地委合并升格为区党委）领导成员理论学习小组的秘书。按今天的
看法，应当说是不大对口的；但是，对于一个离开区里没几天的基层干部来
说，这无疑是一种信任和重用。加上那时几乎人人都具有一种“螺丝钉”精
神，叫干啥就干啥，而且千方百计把它干好，我也就很快适应了这种新任务，
当起这种略似“侍读”的职务来，陪着区党委书记、委员们一头钻进马恩列
斯之中，从文艺转向理论研究——在今天看来，其实谈不上研究，只不过根
据《学习》杂志上未必正确的辅导材料去认真领会罢了。
那时，正好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
经济问题》先后发表，除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区党委和当地
市委委员学习组学习的还有这两本书。这两本书，正确地批评了一些错误观
点，也发明了一些错误观点，粗暴地批评了一些可能未尽完善却极有启发的
想法。当时，我固然缺乏这种判断能力，包括很有理论兴趣的区党委书记和
区党委宣传部长也都把它们视为句句是真理。直到1956 年在北京《大公报》
上读到居然同斯大林商榷的文章，我也只是敬佩作者的胆识却仍然没有分辨
孰是孰非的能力——那时，我已经到中央党校专修政治经济学半年回来，正
在刻苦地钻研《资本论》，而且是一位颇受机关干部欢迎的政治经济学讲师。
因此，对于一部分文化不高、甚至连小学毕业的程度也未必够的区党委
委员、市委委员来说，这种理论学习之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自不待言。相
对来说，斯大林的著作比列宁要简明得多，通俗得多，但是，在识字不多的
人看来，它仍然显得深奥。三天两头请假者有之，小组会上打磕睡甚至鼻鼾
声声者有之。要不是区党委书记订出严格的纪律，责令我这位“侍读”一丝
不苟的考勤和单个专访了解学习情况，这小组早就解散定了。
我还有一项任务：发书。除了干部必读12 种，区党委书记还吩咐我按册
购买《斯大林全集》分发。新华书店上门兜生意：王亚南、郭大力翻译的《资
本论》即将出版。于是，我又遵命去预订一批，按人分发。这回我有“活思
想”了：这套书，价钱很不便宜，当时我们的供给制每月伙食费9 元，零用
钱似乎是2 元，而三卷《资本论》的价钱是15 元。那些小学也未毕业的干部，
发给他们这套书，除了放得发霉、鉴于扔掉之外，会有什么用处呢？而按级
别，像我这样的小干事，当然没领取这套书学习的资格，这又显得多么不合
理？！“狠斗私心一闪念”，我没有向领导提出领取一套《资本论》的要求，
用自己的钱（那时的稿费大约是千字一元，我靠写稿小有积蓄），像今天买
下一套组合家具似地买回三大本绢面精装的《资本论》。但是，我向领导提
出：有没有必要人手一套《资本论》？部长略事考虑后说：照发。也没有讲
什么理由。看得出来，他也有同感；但是，他比我懂事。
即使这样，仍然引起一番责难：新华书店预订的《资本论》第一批到货
不够分配，我于是先分发给那些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处级干部。书刚发出第三
天，一位副市长怒冲冲地打上门来了：为什么不发给我《资本论》，我犯错
误还是怎么的？！虽经部长解释，说明第一批书不够分配，保证第二批书一
到马上送书上门，小学未毕业、签名也写得歪歪扭扭的副市长仍面有怒色地
离去：发书是政治待遇。位置排在他后面的人先得书，对他是一种羞辱。
我敢发誓，他这一辈子绝不会读《资本论》，更不可能把它读通，也不
会把这套书保留下来传子传孙，大半是或在一次搬家中扔在墙角落当成垃
圾，或由他太太以8 分钱1 斤的价格卖给收废品的。根据我的经验，收购者
还得把蓝色绢面的精装书皮撕掉然后过称。而且，保守点估计，这样做的起
码得占领书人一半以上。象我这样由头到尾读完三大卷还认认真真做了一厚
朋笔记的，恐怕不会有第二位。
在当“侍读”这两三年内，经我的手，究竟有多少斤这类由公款买回来、
印刷精美的“废品”？同样，由于不对胃口，发给我的书，又有多少从未翻
看过也进入了废品收购站？实在无法统计。绝妙的是，“文革”后期，大概
是积累了一批党费，干校的军代表想尽办法花钱，于是又是人手一册《资本
论》。那结果同样可想而知。这套《资本论》，我也一次没翻过。我一直珍
藏着50 年代买回的那套：上面留下我读书时的批注，还有根据郭大力修改过
的译文而改正的新译文。
一次，听某党校校长演说，他也讲到类似的情况：收购废品的个体户，
往往可以在他们学校收到成担成担的废品新书。这些书，当然都是由学校购
买回来发给职工们的。
从印刷厂出来，经过书店、邮局、机关学校等等手续才分发到个人，然
后原封未动地走入废品收购站的书刊，到底一年消耗了咱们多少金钱，多少
纸张，确买是值得调查的一个数字，一个很值得深思的数字。
不止一次听到个别报刊的负责人自豪地说：“我们报刊的订数若干万。
绝大部分是私人订户。”果如此，他们是确实可以自豪的。一般来说，附庸
风雅地买几本大部头诸如《辞海》、《××鉴赏辞典》之类摆在酒柜上头作
装饰品的人会有，订了报刊而直接当废品卖的人，除了疯子，大概不会有。
某大刊物一位编辑告诉我，他们在某省共有三个私人订户，其中一位是专门
收集报刊的长期订户，一位是疯子，一位是个体户——他需要从各种报刊中
获得信息，因此订了十几种报刊，以每月300 元的价钱雇请一位高考落第的
高中毕业生替他阅读，注意政府对个体户的政策有无变化。言下颇有知音太
少之憾，让人同情却又爱莫能助。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把钱发给个人，订不
订此报此刊听便，这类刊物的命运会是如何？
当然，畅销的也未必是好书刊。
六、后悔药
读老一辈作家的书，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聊家常，总是惭愧自己知识浅
薄，奇怪他们为什么读过那么多中外古今的书，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写出那么
多好文章。于是只剩下一个字：悔。
自我感觉不是懒人。偶尔同少年时代的同学叙起旧来，他们对我最深的
印象是迷书。那时候，我家租的是一间朝西又极浅的小楼。夏天和秋天，从
中午到晚上，屋里干脆是蒸笼，我照样坚持在笼里干活、做作业、读课外书，
常常因为迷于看书误了正事而挨妈妈臭骂。只是那时读书不得法，没入门，
贪多图快，事倍功半。
在大学度过两年在老师指导和同学互相研讨中读书的好辰光，很快就成
了一名战士。在游击区，有时忙得连觉也睡不足，有时却闲得像关禁闭。这
时，往往总是时间有了却无书。于是，就像饿极时突然发现一个发霉的窝头，
只要印有文字的东西，哪怕是陈年旧报，也可以看得一字不拉。走运时找来
一叠香港《华侨日报》、《星岛日报》（更不必说《华商报》），那份高兴
无啻于有人请吃大菜。实在没有办法，就来它个“精神会餐”，同小鬼洪仔
聊天，让他讲睡米缸、卖房梁、做乞丐的奇闻轶事。
熬到解放了。基层工作可谓绝对“全天候”，根本没有上下班或星期几
的讲究，矛盾大转化，有书没时间读了。调到县里、地区里，主要任务是下
乡，仍然东奔西跑，没多大改变。
这时，发生了一件今天看来极不可解但对我却非同小可的“重大事件”：
我的女朋友把我甩掉，同别的人好起来了，而且似乎还不止一位。摆在今天，
纯属个人私事；但是，那时正在“清理中内层”，意思是纯洁队伍、清除混
进来的敌人，即清理阶级队伍。这位女士的行为，在阶级斗争的显微镜中一
照就大成问题：会不会是被派进来的女特务呢？有枣没枣先打三竿，她被拘
留审查了。我呢？是她的同学，又是拉她入队的，当然也得查一查。
年轻的读者肯定会莫名其妙：她把你甩掉，不足以证明你们绝对不会是
一伙了吗？今天的年轻朋友由于不了解当时的气候，有这种疑问可以理解。
但是，当时的我，连这点疑问也不曾有，不敢有。反而觉得我被优待了：她
给关押着干粗活，我仅仅被从繁忙但重要、光荣的土改前线撤了回来，在地
委宣传部协助搞点组织机关干部学习的杂事，发书，发资料，搜集数字⋯⋯
那时，土改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整个地委，留守在机关的只不过二三十
人。除了土改办公室外，留下的大都是老弱病残或像我这样不适合搞土改的
人。这时，宣传部资料室拥有一大屋子的书，对我来说，是有书又有时间，
满可以入屠门而大嚼了。但是，我毕竟是个二十出头、在革命队伍中只呆了
三四年的新兵，尽管组织部负责审查我的科长曾给我吃过定心丸，尽管过去
的朋友来信告诉我他已实事求是地写出有利于证明我清白的材料，我自己更
是心中有数，这一切仍然止不了我内心的惴惴不安。这一来，我错过了大好
时光，猛读那些当时十分流行的苏联反特小说来打发日子，一本正经书都没
读！
这种审查，前后两年有余，终于给我下了一个我当时求之不得真实仍留
了尾巴的未必公正的结论。我又忙起来，没有多少读书时间了。其中经过一
两次小波折，转眼就是1957 年的大鸣大放，命运又同我开了一次大玩笑。
对于“女特嫌和她的男朋友”这件事，时过境迁，我已经淡忘了。机关
也没有动员鸣放，我不打算鸣什么，放什么。偏偏一位一起工作的中学同学
来我家里串门，把祸带上门来。他说，他打算给省领导写一张大字报。他认
为在土改整队和反地方主义时，南下干部对地方干部整得太狠了，很多人被
错伤，有的甚至丧了命。对于这些，我确有所见所闻。于是，我不知深浅地
欣然同意他的观点，并把那位女士的遭遇也告诉了他。反右一开始，这位同
学成了头一个上报纸的大右派。这一惊非同小可，我只好马上检讨交代自己
同可恶的右派分子思想共鸣的一言一行，坐在家里等待帽子临门。一等就是
两三个月，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哪里能读得进一个字？！
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我居然漏网了。“文革”时，一位专门到我原工作
单位调查的革命女中将（按年龄算，已过35，应属“中”，非军衔也）揭发，
那时为我开的辩论（当时的美称，即批判）会共达13 次之多，但被更大的右
派保护过关了云云。实事求是说，同许许多多被扩大为右派的比，这位革命
女中将说我漏网有理。早知可以漏网，我安安稳稳地呆在家里读书，该是一
个多好的机会！
也许是这种潜意识在起作用。当“文革”开始，揭露我“三反”罪行的
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的时候，我确实茶饭不思地紧张了好些天。在众口铄金
的大气候下，同样信神的我，也确实认定自己实在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即使
枪毙了也仍然宽大得很。但是，我们那个单位大右派多，牛鬼蛇神也多。论
资排辈讲座次，我这个“三反分子”就算不上老几了。我和一位同病相怜的
“分子”被撇在一间办公室里无所事事，慢慢地就无所谓起来。为了训练自
己的注意力，我从图书馆借来一套中华书局出版、经过标点的《纲鉴易知录》，
同我廉价买来的线装本对照着读，用朱笔给线装本点标点，改错字，注上公
元年号。这一来，我就修炼得可以在参加完批斗会后马上坐下来读书，接着
是重温一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莫泊桑，契诃夫⋯⋯和图书馆
里收藏有的灰皮书，一些反映真象的“秘史”。
由于某种说来话长的特殊原因，难友们同革命群众一样可以带来许多书
籍。随着形势一天一天变化，大家的书都从箱里拿出来交换着看。我先是读
《资治通鉴》，接着读《史记》、《汉书》等等。间或也读野史笔记。一位
难友有一套十二大本的太平天国史料，我居然一页一页地翻读完。从中我晓
得许多历史书一字不提的洪秀全在南京如何专横腐败的史实。也许这当中夹
杂有敌对分子的造谣夸大；但是，只要十分之一属买，洪秀全的覆灭是必然
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在沉思。接着批《水浒》，除了阅读手头上有
关的材料外，我还特别认真地读《明史》，读有关朱元璋的一些野史笔记，
说来也怪，我突然由此对《水浒》也即是对农民起义有了另一番天地的理解，
对当时的评《水浒》似乎也朦朦胧胧地有所开窍，而且居然做起笔记和卡片
来。我一点也没有料想到，我这位所谓“五毒俱全”的毒草炮制者还会有爬
格子的一天，这些笔记和卡片还能派上用场。
我敢说，干校8 年，特别是后两年，是我这辈子读书最多也最见成效的
黄金时代。“文革”后，我们给一位“文革”中自杀的好同志平反开追悼会，
大家私下闲谈说，应当总结出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在运动中，别管怎样斗你，
怎样羞辱你，万万不可自杀。我补充一句说，还得定下心来，管它三七二十
一，抓紧大好时机，猛啃书本。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可惜的是，我这辈子竟失去那么多好机会。
何况，我总结出的这番教训，对后来人未必能派上什么用场。
后悔药是买不到也卖不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