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到5年，必来一次”

在三十年的中国变革历程中，宏观调控（在1992年之前称为“治理整顿”）是一个定期出现的名词。自1978年开始改革以来，1981年就发生了经济动荡和政策紧缩，其后，每隔四到五年就会呈现类似的“过冬景象”，这些年份分别是：1984年、1989年、1993年、1998年、2004年――其间，惟一的一次输入式行业危机是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不过，它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按此规律，2008年的“冬天”似乎是如期而止。对这一周期规律的警觉与漠视，是企业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很多老资格的企业家都有天天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的习惯，其实，便是从中窥视中央政策的微妙走势。

所有的宏观调控都是因为经济的超速成长所导致的，在一个狂热成长的年份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一个骤然降温的严酷“冬天”，紧缩政策的出台往往是“紧刹车”式的，其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这使得那些激进发展的企业因为缺乏风险防范而导致窒息式的崩塌。在这次宏观调控中，陷入困境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是在前两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技术改造和规模扩张，一类是贸然进入了房地产等“暴利行业”，冬天骤至，顿时爆发资金危机。

除了1988年因“物价闯关”失败而导致经济低迷之外，在其他的每一次宏观调控中，以生产资料的紧缺为表象，以及因此而爆发的能源大战，是一个惊人相同的原因。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始终处在一个能源供应短缺的成长通道里。2008年的危机仍然呈现这样的景象，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能源价格的上涨――譬如石油和铁矿石等――更多的受到了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而后者的价格上涨同样来自于对中国市场需求的预期。因此，宏观调控的全球化特征已经呈现，这无疑增加了政策设计以及执行的难度。

在1981年，为了限制私人工厂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农业部出台政策“禁止私人购买拖拉机”。1984年前后，则推出“价格双轨制”，使国营企业以更低的价格获得生产资料，这一政策思维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到2004年，则通过行业整治的方式，限制了民营资本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领域的投资。这种保护的手段，在1992年之前是以价格改革的方式展开的，之后则以信贷政策的紧缩来实施。在本轮宏观调控中，为了遏制通货膨胀，中央继续祭出了信贷紧缩的铁腕政策，受此影响，东南沿海的、数以十万计的中小民营企业出现了倒闭、停产以及迁走南亚的景象。

对金融领域的严厉管控，是中国宏观经济能够被迅速降温或启动的重要原因之一。自1991年之后，中央政府对体制外的金融活动一直保持着高调打击的政策，这使得民营企业面对宏观政策的骤然变冷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功。在过去的十年里，民营企业在1998年和2004年前后发生过两次“集体大雪崩”，原因都在于此。在以往历次调控中，浙江和珠三角一带的企业之所以比较顽强，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两个地区有活跃的“地下钱庄体系”。而在今年的调控中，因为企业所需“过冬资金”越来越大，以至于非法的钱庄主也无法承受，于是，“最顽强”的民资集团也出现了惊恐倒闭的景象。

一直到本轮宏观调控为止，中国经济每一次都会从悬崖边奇迹般地及时拉回，无数次的“崩溃预言”都一一破灭。而在冬天最严酷的时刻，也是改革得以推进和管制政策松动的转折时刻。在1988年，中央高调实施的“物价闯关”失利，导致其后三年的经济萧条，而正是在那段时间，中国相继完成了价格、汇率和分税制等重大改革。在2005年，因宏观调控导致股市暴跌，上证指数跌到惨不忍睹的998点，然而便是在这一让人绝望的时候，一直阻力巨大的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地突破。在今年的“冬天”里，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在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以及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政策上正在进行突破式的试验。

“冬天过去，必有春天”

三十年来，每一次宏观调控，都是高速成长中的一个“弯道”。中国经济成长的基本面至今未破。在可以预见的十年内，这里仍将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这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人口基数，随着内需启动政策的生效，人口“红利”将让经济的高速成长持续下去；中国的城市化还在很初级的阶段，在未来10年内，还将有2•5亿到3亿人口进入城市，这将为投资型拉动提供巨大的可能性；再就是互联网应用性技术的成熟，以电子商务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将让中国企业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因此，可以预测的是，随着CPI的下降，信贷政策的松动指日可待，熬过这个“冬天”，中央政府仍将以投资性拉动的方式重新启动经济。

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有“试错”的特征，非到万不得已，既得利益集团的“手”决不会松开。政策的市场化松动，也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宏观调控中得以推进，而调控的代价则一次比一次巨大。在今年的“冬天”里，创造了“中国制造”神话的民营制造工厂成为了最大的牺牲者，而它们的失利除了造成商业资源的极大浪费之外，也带来了失业人口增加、区域产业经济空心化以及上游垄断企业利润下降等多种效应。“投资拉动需求――政策紧急刹车――靠危机推进市场化松动”，这样的政策逻辑已到需要反思的时刻了。因此，主动改革、减少变革代价已成为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