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随着地主阶级的日益腐朽，地方官任意增加税额的情况更趋严重。除了增加两税的剥削外，统治者还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把大量的苛捐杂税强加在人民头上。主要的有：盐、酒、茶、漆、竹、木、金、银、蔬菜、水果、木炭、食粮、布绢、牲畜等税。几乎无物不税，名目繁多，难以计数。

当时，在杂税中对人民生活影响最大的是盐税。德宗以后，盐价日增，百姓买不起盐，只得淡食。宣宗大中年间，仅河中两池盐就岁收盐利121.5万余贯，全国盐利的收入不下600万贯。随着盐利的增多，盐价必然日益提高。官盐价贵，人民吃不起，必然买价钱便宜的私盐。唐政府为了保证对盐利的垄断，便制定残酷的法律，镇压买卖私盐的人。残酷的镇压并没有消灭私盐贩的武装力量，相反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大。这种盐贩武装，是唐末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的人还当了农民起义军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