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以权谋私贪官暴富者，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几千元、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万元，发展到“千万元”级了：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 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据传受贿7000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这说明，现有的常规反腐机制已然失灵，反腐利器有待体制创新，而不是小修小补。

　　当前，我国的腐败行为的一个特点，是直接从暗处走到前台，明着进行。媒体曾报道金华市安监局敛财，盖公章、办培训班、年审、处理事故等都成了他们发财的好机会。海南省文昌市锦山镇派出所所长黄萌就有几个公开的敛财之道：一是抓车乱罚款，对骑无证摩托车的农民一天罚款三四次；报废了10多年的矿石运输车在锦山镇有200多辆，一部车一年向黄萌交3000元的“保护费”。二是收“保护费”，锦山镇上的店铺、渔船也要缴纳数量不等的“保安费”，规模小一些的店铺每月交50元，规模大的每月要交100元至150元。三是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镇上有五六个赌场，每家赌场每天都要“上贡”黄萌500元至 1000元。这么一个到处伸手的派出所所长是怎么倒台的？说来有点奇怪：是因为农民围攻派出所引起检察院的调查，才顺便查出了派出所所长这个“毒瘤”。也就是说，黄萌的恶行暴露是上级查处“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副产品”。

　　官员提升晋级也是产生暴富的机会。由于我国的选官制度改革滞后，仍然沿袭着数千年来的“伯乐相马”、“书记定夺”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作为不可改变的“铁律”，于是一些要当官者就只有向伯乐们送礼行贿。过去，送礼行贿不过是几条好烟好酒，后来发展成送货币、银行卡；过去，送钱不过是几千元，后来发展到几万、几十万元。安徽省有个县委书记，他手下的各个官职按照“肥缺”不等形成了不同的价格，而且每年都要“轮岗”（借口是锻炼干部），每“轮岗”一次都要收礼。这种暴富，是所有以权谋私暴富中最直接、最快速的形式，以至于书记们乐此不疲、而不愿意改变了。

　　更为人民群众不能接受的是，情妇们依仗贪官暴富。从中纪委、反贪局、司法部最近反腐败斗争公布的材料中能够看到，贪官身边的“女人”个个都是贪婪高手。浙江某市交通局局长的情妇由于跟局长的关系，成功促成一单工程，该企业给了她55万元成功费，这是国内判的第一个女商人因为跟领导成为情人关系而获取了经济利益的案件。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女商人，40多岁，同时搞定了若干个很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借助这些权力空手倒房地产，赚进好几亿。天津宋平顺的情妇徐敏也捞了两个多亿。成克杰的情人李萍就是这样的，反腐材料中说她帮别的企业找成克杰办事，办完了以后这些企业给她钱。托她们帮忙的这些企业里不乏国营企业。

　　令当今世界啼笑皆非的是，包括贪官在内的中國暴富者群体，有不少的的往国外逃，方法是先把子女弄出去读书，接着老婆也办出去，然后自己也就以探亲等名义出去了。在外逃中，美国、加拿大等是首选国，全然不顾我们的左派专家和主流媒体宣传的“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地狱”，心甘情愿地一个又一个地去享受“ 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地狱”生活。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加州警方称，中國反贪局和公安部已向美方列出了1000多个外逃贪官，要求协助缉查。在这 1000多个外逃贪官中，100%是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然后逃亡美国，大部分住在洛杉矶和纽约。例如，曾任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和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2003年逃亡美国时，涉案金额2亿元人民币；中國银行“中银开平案”主犯许国俊、许超凡被控贪污、诈骗中國银行约4亿美元。这些逃美贪官的手法，大都是投资空壳公司、开设地下钱庄、以个人名义在美国住册公司、然后用中國资金在美国购买物产作抵押转移巨额脏款。另外，有的以进口公司购买设备为名将巨款转至海外，然后以“美方商业欺诈”的苦肉计报销损失。还有的人先将货物发到在美的家属手中，然后以“无法追讨海外资金”的方式瞒天过海。另据加州地产经纪称，近几年来，在华人聚居的美国圣盖博谷，来自中國的巨额购房款比过去增长了四成左右，并且购买的还都是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人都是一次现款付清，以至于把当地的高档房价涨了一倍。

　　上述的案例都是人所共知的。从这些案例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改革开放不彻底、市场经济新体制不完善、残存的计划经济旧体制顽固地起作用，才造就了我国的暴富者群体，才引起了贫富不均。因此，解决我国的暴富者群体引起的贫富不均问题，就只有深化改革。与此同时，扩大社会监督，加强反腐败，也是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