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前，我国的国企改制经历了包括扩大自主经营权、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内部管理等。回顾这一改革过程，说明了我们对国企改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当然更是实践教育的过程。由于国企本身的理论问题（杜光先生已指出国企不是公有制），我们所能想到的改革方案，全试验过了，始终成效不明显，要么是经济效益不好（盈利不多，亏损不少），要么是社会效益不好（服务态度恶劣）。以至于人们惊呼：中國国企的改革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但是，不改革，退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统包统配”的旧体制，问题更加糟糕。我们在此讨论问题是，每改革一次，都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都使一批人成为了暴发户。

　　先说扩大自主经营权。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是我国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承包责任制后，城市企业进行的第一个重要改革。企业拥有了自主生产与经营权，包括超额生产权、超额生产的产品的定价权和销售权，由于政府机关不能、也不该监督，在社会产品极其匮乏的年代，就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厂长、销售人员和市场“倒爷”（二道或三道贩子）中一部分人，便暴富了起来。

　　次说承包经营责任制。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借鉴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经验，而实行的一项“真正”的改革。之前的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严格来说还不能称起为改革。由于政府机关与承包经营的国有企业在谈判时，无一不处于信息不明、情况不熟、被企业耍弄的状态，因而往往被“欺骗”，以至于出现了相对于未承包企业来说，承包基数过低、企业留利过高、企业小“金库”过肥等普遍现象。其中，企业小“金库”除了企业正常使用外，一部分不能不被企业负责人拿去，从而暴富了一部分人。

　　再说厂长负责制。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这本来是企业管理的最基本的道理，但是自新中國建立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初，这一道理被所谓的集体负责制、黨的一元化领导、工人階級管理等，弄得成了问题，以至于改革开放后还需要学者大力普及厂长负责制这个常识。而实践中，自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后超额生产的产品的定价权和销售权，一直延续到厂长负责制，厂长、销售人员和市场“倒爷”（二道或三道贩子）中一部分人的暴富，也延续了下来，直到社会商品供需趋于平衡。

　　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些改革方案，是在企图绕过所有权这个最敏感性的问题，而进行的不成功尝试，也是改革必须付出的学费。试想，那时曾经把经济学界引进国际上产权理论的人，说成是所谓的“资产階級自由化”，不就证明了改革的艰巨吗？！